我记得，那时为应付双十一，我高薪请来七个大学生兼职，而后，为了每天都有人稳定地去公司拉货，最后竟连时常寄居在我店子门口以捡硬纸板为业的五十岁阿姨也请来了（我知道她每个月捡垃圾赚七八百元，我给她开了两千元，她欣然答应了，也没问我干快递的活儿辛苦与否），之后她还推荐了她的同行，那阿姨年纪大约六十岁有余，腿脚行动多少有些迟缓，于是我就分派她到店子里帮忙拾货上架。总之，那时我花高价请的虾兵虾将们全都派上了用场，最终在我意料之中，很顺利地度过了双十一。由此我曾总结出一个结论，即有再多的货，只要人手足，只要钱到位，没有办不成的事。相反，那些爆仓、累死、累瘫的站点，无疑是舍不得花钱请人所致。你问我他们为什么舍不得请人？我老实地告诉你，他们若是多请一个人的话，就需要多从总收入里面挤出那个人的工钱，而总收入的那些钱，大部头的都被老板们贪吃掉了。很多快递员干不下去，并不是因为真的怕苦怕累，实际上是因为苦了、累了以后，到头来发现竟分文不赚。
无论如何，在那悲剧的罢工事件之后，很快的，眨眼功夫，半个月就过去了。我们网点在分拨中心的接管下，举任了一位新负责人，是一位年约四十五六岁的中年男子，戴一副近视眼镜，个头不高，操一口拗口的异域方言。后来我听人说那个人是有背景的，而且还是某个大学的老师，他跟成都分拨中心的某个领导是亲戚关系，碰巧“赶”上了那个空缺，给领导们塞了些红包，然后，那事便成了。
那人一上任便召集我们大家开了个会，会上，他拿腔拿调，慢悠悠地把公司的管理制度，收费标准，以及承包协议等文案像授课一般讲述了一番，然后很严肃地请大家重新签协议。签罢之后，又文绉绉地讲了一阵子快递精神——为人民服务的，讲了做快递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以及如何跟客户友好相处，譬如笑脸相迎之类的、在我们大家看来都愚蠢至极的话，总之，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想笑，同时也感到阵阵心寒，我是说，那时差点都怀念起宣白不拔来，好歹他们是从最基层一步步干过来的。
因此会议结束后，大家都开始对他评头论足，说长道短起来。有人说那个新老板人不错，因为他给我们大家的所有费用都较低，即是说，比宣白不拔给的低了很多，看起来良心多了。但又有人说他人不行，狼心狗肺，因为尽管他给的大家的所有费用都较低，但收费项目却凭空多了许多，譬如快递员个人综合考评，互带费，有偿派费，无偿派费等等，同时也细了很多，当然，那所谓的细，对我们来说大都多此一举，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有那么大把的时间去细细核对，而且，也不可能因几毛钱的账跑去公司理论较劲儿。总之，大家的评论褒贬不一，我是说，但凡只要触及到大家利益问题的东西，无论他人品好坏，都一律贬为傀儡商贾。
说到这里，我还想告诉你，我们大家一贯厌之恶之的催命鬼小温又被新老板重用了，因此那便又成为我们大家的一大‘憾事’。
如此这般，一个月以后，我就听表哥说，郭伟杰已经把他的所有片区转手了，现在新的接盘侠每天在拉货，动作慢的像蜗牛，而且，看起来还是个‘生生货’，动不动就跟大家硬杠，一言不合就开骂，譬如，他的包裹分错到我们区域的时候，表哥好心甩给他，他却以为表哥存心想整他，便就此事闹了小矛盾。
“那人一点道理都不讲。”表哥说。
我并未在意表哥所说的话，只醉心于郭伟杰已经把快递转手的事上去。
“就像从农村来的野蛮人一样！”
“哦……”
事实上，直到有一天郭伟杰特意跑来永和街吃夜宵时，我才相信他已经转手了。那天晚上我们大家几乎都到场了，因朋友一场，郭伟杰那时在电话里说，弄不好那就是最后一次他跟我们大家出来喝酒，因为过几天他就要去新疆了，他打算承包几十亩地种棉花。
“还做不做快递？”
“肯定不做了，打死都不做！”
那时，我们其中就有那么几个爱开玩笑的人，当然包括‘鸡鸡’，他紧接着就开了个玩笑，道，“我有个朋友在做韵达快递，他的派费一元一票，没有包仓费，面单一律免费，还有，派件量少，揽件量大，现在他老板不让他干了，想找个有过一年快递经验的人接手，不收任何转让费和加盟费，你想去吗？”
“你问我想去吗？”郭伟杰一字一顿地说，“我若是想去的话，就不会跑去新疆种棉花了！”
如此，大家互相戏谑了一阵子，最后又重点谈了关于宣白不拔的事，那天的事几乎成了后来我们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大家都不知道吧？那天是我报的警，救护车也是我打电话叫来的。”郭伟杰自豪地说。
“宣不拔到底死了没有？”
“死了！”
“没死！”
“都被板斧劈成两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