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青春那天始终没来过我店子里。我是说，我被那些该死的学生投诉到差点关门大吉，连宣白不拔那么淡定的人物都惊得坐不住了的那天上午，吴国当然也没来，一直撑到晚上下班时，他们都没能来一个人，短信不发，电话也不打，两个人就像失踪了样。而我还隐约记得白不拔那时也应承了要来的，她把话说得那么响亮那么好听，终究却连一个人影也没有。总之，那天是我们几个毫无经验的菜鸟在孤军奋战。
了无利害关系的人都一走了之，利害攸关的人却都置若罔闻、等闲视之，唯独你自己，那时把什么都看透了。
间隔了一日，大概在星期一的中午，我没记错的话，那天吴国的车子限行，吴青春才贸然地打来电话。无需说，都是因为那两天没来跟班之故所道的歉。她一反常态，跟我疚责万分，仿佛做了愧对我的什么事。事实上，我还从来没听过她那样的声音，竟叫我莫名地受之有愧。
她滔滔不绝道过歉，随即又故意问我所发生的事。
我含糊着没回答她，因为那时我感到我们之间已形同路人，她的声音也不再像往日那么率真、随性、和不拘不束，倒显得拘礼和小心的多。
我何必把自己的不幸遭遇诉诸于一个陌生人呢？我暗自感伤。
“你不说我也大概的知道了一些。”吴青春说。
“噢！”我说，同时猜到是白不拔告诉她的。
“你店子倒闭了！”她一字一顿，慢悠悠地说出来，“那天很晚才理的货，投诉件应该也不少。”
“你怎么知道的？”
“听以前的老客户说的。”
“噢，我还以为是白不拔——她那天跟我说，她已经叫你来帮我处理投诉件，而且她说她本人也要来的，实际上，等到最后也没来。这种人简直——说话就像放屁！”
“确实很抱歉，那天我真走不开......”
也许吴青春所说的情况属实——头天上午她打扫出租屋，洗衣做饭，下午陪同吴国去医院看了病；第二天跑去附近二手车行逗转半天，随后又去了哪里干了什么，她含糊其辞没再多说，“反正那两天匆匆忙忙，眨眼就过完了。”
也许那都是假象、是借口，实际去哪里游山玩水一两天也未可知。总之，后来我并未过分计较过她什么，那时我深刻领悟到，凡事靠自己总要比靠别人保险的多。而那时我们之间除了那张实实在在的欠条外，几乎不存在任何利益关联。她来是情分，不来也强求不得。
那天在电话里，我们谈论最多的，几乎全是关于快递的事，也大概只有快递的事才能保证那次的通话不会被很快地中断。
我一五一十，跟她汇报工作似地讲了那些投诉的细枝末节，如何处理虚假投诉，如何抚恤客户情绪，最后总部如何罚款等等，当然也包括一开始那根数据线男生的恶意投诉，以及打闹店子的恶劣行为。
我滔滔说罢，她反过来，也一五一十、卓有见地地指点评价、或斥责，语气相当委婉热情，从不谦恭或隐瞒什么，以至我竟感到她那完全是一种出于对自己的‘玩忽职守’的补偿行为，悠然显得笨拙和可爱；随后，我又向她抱怨客户投诉起来多么的容易，处理起来却又多么的困难；她则跟着解释，说那是因为那些人一旦想投诉你，他们往往只消打一个电话即可；而且，如果在物流信息一栏投诉的话，他们最多也只消动一动手指，浪费一秒钟而已；甚至有的人不小心手指一滑，也大有可能会把你投诉到，而你爷呀奶呀，处理半天，最终那人却说他、她确实没投诉过谁，他、她压根儿不知道，但那时你却已经被总部罚款了。
最后，她仿佛暗指什么似的，主动跟我说她想做一点小生意，她的语气显得犹豫不定，于是我猜她那时候可能还没想好罢。但她又说等彻底跟宣白不拔撇清了关系，等我把欠她的钱还完了，那时她就回她大南充的老家去。显然她已早有打算。至于做什么生意，我无由得知，因为那时一个客户电话端的打了过来，于是我们的通话就此结束。
我记得，在那几天，店子里的派件多如牛毛，投诉则数不胜数的时候，我还在为那延误损失费大伤脑筋、犹豫不决、不知当多钱赔偿那男子，吴青春得知后，主动问我要了电话，凭她老道的快递经验，想方设法帮我搞定了。我还记得，最终只赔了五十元了事的，否则还真不知会被讹掉多少钱才能了结。
于是从那以后，吴青春就再未踏过我店子一步。后来我估摸着过了有一周时间。有一天，表哥和小强去公司拉货回来，他们跟我说吴国和吴青春在学校西街做生意，我那时就好奇了，问道，“做的什么生意？”当然，我也知道他们在做生意，只是不知道具体的罢了。
“在卖水果，”表哥很不可思议地说道。
小强跟着笑嘻嘻地点头，不语。
“卖什么水果？”
“好像是黄桃，还有一些橘子，我们在回来的路上看到的，他们一人摆一个小摊，吴国在南边，吴青春在北边，俩人干巴巴地守着，各自玩着手机，东西也没一个人去问。”